正向临界点为修复退化生态系统、推动人类行为转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途径。
从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到印度拉贾斯坦邦，都有生态恢复与社会系统紧密相连的实例。
个别成功案例带来希望，但要实现全球目标，就必须扩大这些有利于自然的临界点的影响。
在世界各地，那些因海洋过度捕捞和农田干旱而陷入困境的景观，都有望重焕生机，这要归功于“正向临界点”悄然发挥的作用：小小行动能够释放自我维持的大规模变革。
正向临界点已经出现；了解这些反馈回路如何运作，有助于扭转生态系统崩溃、恢复生物多样性，并建设有利于自然的未来。
加大力度推进有利于自然的目标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利用自然系统应对人为挑战；与基于技术的方法相比，这类方案往往更具成本效益，也更可持续。
这些解决方案能够改善生物多样性，提供更洁净的空气和水，进而促进人类健康、增加生物资源，并通过封存碳和构筑抵御极端天气事件的自然屏障来应对气候变化。这些益处彼此相连。
修复并保护自然，能够提升生物多样性，改善气候、碳和水循环，从而促进人类健康与福祉。
“实现有利于自然”的理念获得了广泛支持；下一个里程碑是到2030年，相较于2020年的基准，实现生物多样性净增长。
除非我们遏制并扭转全球变暖，否则局部改善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作为目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于2022年由196个国家签署，并被称为“自然界的《巴黎协定》”；该框架旨在到2030年修复所有退化生态系统的30%，并保护30%的陆地、水域和海洋。
世界经济论坛的自然正向转型倡议与企业、城市和金融界合作，按照GBF目标保护和修复自然。
然而，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已过半，目前的进展仍过于缓慢，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我们需要大幅加快有利于自然的变革，并采取具体行动。
这正是正向临界点能够发挥作用之处。理解自然与社会如何相互影响，就能采取小规模行动，促成更大、更持久的改变。这些改变可以层层累积，加快迈向更健康、更可持续世界的步伐。
生态系统重焕生机
关于导致自然系统退化的“负向”临界点，已有丰富且成熟的研究文献；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能够使系统恢复到修复状态的“正向”临界点。
著名案例包括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重新引入灰狼，以及英国诺福克湖区受污染浅水湖泊的生态恢复。
要让生态系统从退化状态跨越临界点、恢复健康，通常并非易事。促成生态恢复所需的努力，往往大于最初引发生态崩溃所需的努力（这是由一种称为滞后性的物理规律所致）。
生态系统退化的全球驱动因素，尤其是气候变化，比地方性因素更难应对。全球气温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正在削弱自然碳汇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尤其是陆地生态系统的吸收能力。
除非我们遏制并扭转全球变暖，否则局部改善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过去30年的国际气候谈判表明，社会可能迟迟无法作出响应并积极支持纠正措施。尽管如此，已有许多生态系统成功跨越正向临界点的案例。
在黄石公园的案例中，经过数十年不加区分的猎杀，狼群于1926年被彻底消灭。
由于狼在维系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这一举措无意间引发了整个生态系统中物种数量的一系列变化。麋鹿和鹿的数量激增，导致过度放牧，尤其是对较年轻的山杨、三角叶杨和柳树等树木及灌木的过度啃食。
河岸更容易遭受侵蚀；随着水域变浅、变暖，鱼类和两栖动物数量随之减少。在消失70年后，狼于1995年重新引入。
这推动整个生态系统跨越正向临界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帮助恢复了从土壤到森林冠层的完整生物多样性。
人和政策改变平衡
社会—生态系统中也存在正向临界点的案例。例如，审慎治理能够使崩溃的鱼类资源及相关海洋生物恢复，惠及自然与人类。
严格的国际法规与执法，加上遵守最大可持续产量原则，使北海和北大西洋的部分鳕鱼、鲽鱼和无须鳕种群跨越了正向临界点。
其他干预措施包括设立海洋保护区，以帮助沿海渔业和濒危珊瑚礁生态系统恢复；菲律宾的阿波岛就是一个著名案例。
我们需要识别并顺应自然、社会及两者耦合互动中固有的反馈回路，而不是与之对抗。
鱼类资源和珊瑚礁管理是合作管理公地资源这一更广泛挑战的例子；可以说，其中最大的挑战是阻止全球变暖。
在许多地方文化中，合作管理资源是一种演化形成的社会规范，但随着人口规模扩大、社会复杂性增加，这种规范往往会瓦解，形成自身的负向临界点。
当公地资源达到临界点时（例如渔业资源），信任程度、对临界点位置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可能决定社会互动会否转向合作。
即使公地资源本身没有临界点，人类合作的正向临界点仍可能出现，并影响整个社会—生态系统。
地方行动，全球变革
例如，在印度较干旱的地区，传统做法是社区合作维护人工水库（johadi），以收集季风降雨。雨水渗入地下补充地下水，而地下水反过来支撑农业、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和社区。
印度独立后，国家接管了水资源的控制权。在拉贾斯坦邦阿尔瓦尔县，森林砍伐导致 johadi 淤塞。村民只得挖掘越来越深的水井，但供水日益减少，农作物和牲畜也随之减少。
恶性循环由此形成：森林遭到进一步开发，妇女不得不走更远的路取水，男人则外出务工。1984年，村民与青年组织 Tarun Bharat Sangh（TBS）合作修复一座 johad，开启了比坎普拉村的正向临界点。
迅速显现的积极成果触发了自我强化的反馈回路，促使人们合作修复更多 johadi，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农业收成增加、森林恢复、妇女的劳动负担减轻，男人也返回村庄。合作式的村级水资源治理机制（Gram Sabha）得以恢复。
TBS 修复废弃 johadi 的倡议如今已推广至整个地区，现已有3,000多座得到修复。地下水资源的地方治理也已更广泛地推广到亚洲和非洲，使农业生产力提高了最多250%。
这些成功案例引出了一个问题：此类有利于自然的实践如何推广？我们又如何促使正向临界点提前到来？
我们在全球系统研究所（Global Systems Institute）的工作，以及与世界各地同事共同编制《全球临界点报告》所获得的一项重要启示是：我们需要识别并顺应（而非对抗）自然、社会及两者耦合互动中固有的反馈回路。
人们携手保护自然，成果可以远超地方层面的成功。社会合作能够激发生态恢复；当两者相互促进时，就能打造以健康生态系统为根基、蓬勃发展的地方经济。这些成功不必止步于一隅；它们可以壮大、传播，并激励世界各地的变革。
这是名为“正向临界点：以审慎乐观推动有利于自然与气候的转型”系列博客的第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