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其他福祉指标衡量，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生活得更好。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人口数量自1980年以来减少了四分之三。如今死于暴力或冲突的人数少于任何一个以往时代。总体而言，人们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活得更久、更舒适。
然而，与这些历史性的优势相伴而来的，是许多公民深切感受到的一系列挑战。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正在加剧，在某些情况下已达到历史高位。发达经济体中，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不前。近期调查显示，人们对商业、政府、媒体乃至非政府组织等主要社会机构的信任度一直在下降。
机构信任度下降、社会两极分化加剧，背后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但核心在于，人们认为政治和商业领袖对席卷人们生活的变化过于自满。换言之，近几十年来，许多社会采取的行动远远不足，未能应对技术颠覆、国际经济一体化、国内放松管制与私有化以及移民对人们造成的影响。
如今，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中，这场革命可能会加剧这种社会不满。第一次工业革命利用水力和蒸汽实现生产机械化；第二次带来了电力和大规模生产；第三次则带来了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生产。第四次工业革命将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的卓越新技术融为一体。比如自动驾驶汽车、基因编辑工具，以及从制定销售策略到发现新药都能胜任的人工智能。
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尤其可能给劳动力市场带来重大新冲击，进一步考验社会凝聚力。我们迫切需要一项大胆的政策议程来应对这一挑战，同时也需要一种富有远见的叙事，描绘第四次工业革命能为家庭、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改善。这绝非易事，但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建设一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将社会包容有意识地融入其核心。
首先，各国应建立灵活、非正式的流程，让企业、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其中，以更好地管理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创新者与社会之间需要缩短反馈周期。这样，政策制定者便能更及时地跟上科学的快速进展，更好地判断何时应制定正式规则，以及适合制定何种规则。
这将有助于人们更加认识到，灵活且适应性强的安排——例如由关键利益相关方中的重要群体商定的自愿原则、标准和试点项目——如何推动有效治理。一个早期案例是，制造业、学术界和保险业的专家正在努力制定一项通用安全协议，以确保日益增多并接入互联网的家用、医疗和基础设施设备具备基本的数字安全保障；这些设备通常被统称为“物联网”。
世界经济论坛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于当年早些时候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成立，旨在为此类灵活的公私技术合作形式打造一个国际平台。
其次，如果政府希望确保技术和全球化带来的繁荣与机遇能够广泛惠及各方，就需要将社会包容置于经济政策的核心。
当年早些时候，论坛在达沃斯发布了一份新的《包容性增长与发展报告》，报告界定了15个国内政策领域和制度实力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经济体将经济增长转化为广泛改善生活水平的能力。每个因素都可能成为促进更强劲增长和更广泛社会包容的来源。它们共同构成现代市场经济中隐性的收入分配体系。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许多发达国家的这一政策生态体系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不断弱化，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战略也往往未能充分重视它。
为了帮助各国政府朝这一方向重新平衡政策重点，我们创建了一种衡量国家经济表现的替代指标：包容性发展指数。这项新的全球指数不再仅仅衡量经济体每年的商品和服务产出（国内生产总值，GDP），而是将GDP与另外11项指标相结合，衡量经济体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广泛且可持续的生活水平进步。
第四次工业革命要求各国政府超越以效率和短期增长为目标的被动措施，主动规划发展路径，通过更加重视某些关键国内制度，降低新技术带来的社会风险，并加强经济增长与包容性之间的正向反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年早些时候在达沃斯表示：
我们应该树立新的发展理念，摆脱究竟应该加大财政刺激力度还是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的争论……我们应该打造新的增长模式，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
我们应该兼顾效率与公平，确保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群体都能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期待不止于此，而这也是我们作为时代领导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未定义
要让人民及其生活水平成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就需要采取新的技术合作方式并推进结构性经济改革。这将构成一项积极参与并塑造未来的议程，而非抗拒或躲避未来。无论是将少数群体当作替罪羊、理想化逝去的时代，还是一味强调全球化的好处，却不进行适当的国内投资和改革，这些短期做法都远远不够。
21世纪呼唤一种新型领导力，以增强人们对技术能够提升而非取代人类潜能的信心。这正是维护人们对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信心所需要的领导力：相信随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融入这一秩序，它能够提高生活水平，凝聚我们而非使我们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