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多年来不断改革，全球供应链中的人权侵害问题依然存在。
跨国公司与大型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往往看似具有参与性，但在实现真正变革方面却有所欠缺。
扎根当地的治理是保护让全球业务得以实现的人们的尊严、权利和生计的最可靠方式。
从孟加拉国每天工作14小时缝制服装的工人，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徒手挖掘钴矿的矿工，尽管多年来不断改革，全球供应链中的人权侵害问题依然存在。许多跨国公司承诺其供应链不存在侵害行为，但大多数公司看不到一级供应商之外的情况。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始终被忽视，侵害行为也得不到解决。
即便在旨在改善人权的企业倡议中，最了解当地情况的群体，即活动人士和社区团体，也很少被纳入决策过程。跨国公司与大型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往往看似具有参与性，但在实现真正变革方面却有所欠缺。一位民间社会代表告诉我们：“我们会接受审计，但从来没有人征求过我们的意见。”
欧盟最初提出的《企业可持续性尽职调查指令》（CSDDD）在让跨国公司为其人权和环境影响担责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欧盟近期作出决定，将该指令的适用范围限定为员工超过5,000人且营业额达15亿欧元（17.3亿美元）的公司，这大幅削弱了其覆盖范围，也稀释了其最初的雄心。
这一收窄后的指令是一个错失的机会。真正的问责需要与《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相一致的更广泛措施。在欧洲制定的规则很难在庞大而不透明的供应链中执行。当监督与侵害行为发生的地点相分离时，合规风险便沦为一种形式。
扎根当地的治理
我们的研究发表于《商业伦理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基于对20个国家民间社会组织的54次访谈，涵盖从莫桑比克到越南和巴西的地区。这些本地团体最深入了解工作条件和社区实际情况，但在制定解决方案方面却最少参与其中。
当地民间社会组织普遍反映出一种熟悉的模式：关键决策由跨国公司作出，基层团体只是在事后才被征询意见。一位莫桑比克活动人士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企业似乎比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提醒人们，跨国公司所继承的权力失衡及随之而来的责任。
这种排斥既不道德，也无效。权力失衡和互不信任意味着，即便是出于善意的倡议，也很少能改变工人的日常生活。在不重新分配权力的情况下扩充审计清单，只会强化同样的结构性问题。我们的访谈表明，当当地民间社会组织被视为合作伙伴，并获得授权协助设计申诉机制、核查合规情况并制定预防措施时，才会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们将其称为“扎根当地的治理模式”——这是一种灵活、分散的全球供应链管理方式，它将协作融入体系之中，而非自上而下强加。
从线性管控到灵活协作
几十年来，全球供应链中的企业治理一直遵循线性模式：总部制定标准，供应商遵守，外部审计机构进行核查。这种合规层层传导的模式在纸面上看似高效，但在实践中却很少如此。它假定规则自然地向下传递、信息自然地向上流动，而这种结构往往掩盖而非解决滥用问题。
我们的研究表明，当治理反映当地社区的实际情况，并在其所要保护的人群中建立信任时，治理会更加有效。自上而下的体系往往会重现其本意要消除的不平等，而扎根当地的模式则借助贴近性、文化理解和问责机制推动实质性变革。当地民间社会组织、母国非政府组织、供应商和企业共同设计补救与预防体系，并使其随时间不断演进。各方相互沟通、测试并加以调整。
这一转变的一个例子见于全球汽车行业，宝马、梅赛德斯-奔驰和采埃孚与来自德国和墨西哥的民间社会行动者合作，为墨西哥供应链开发了一套投诉机制。宝马人权负责人奥利弗·温特（Oliver Winter）强调，之所以需要民间社会参与，是因为其能力和本地知识可补充企业自身的努力。这一倡议表明，企业与民间社会组织可以着手提升申诉流程的可及性和响应能力。
尽管民间社会团体提醒，此类合作仍处于进行中，尤其是在将土著社区等权利持有人直接纳入决策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推进。
拥抱基于当地信息的治理的企业，能够改善劳动条件，并获得三项关键优势。第一，它们能够获得更准确、更及时的风险信息。在我们的研究中，当地民间社会组织描述了其发现的一些案例：供应商秘密将生产分包给未登记的工厂，而这些信息从未传达至跨国公司总部。当地民间社会组织能够揭露正式审计往往无法发现的侵害行为。
第二，它们与工人和社区建立起更牢固、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与来访频率较低的外部审计人员不同，当地民间社会组织深入融入受影响人群的日常生活。它们的持续存在有助于消除恐惧和不信任，使工人能够坦率发言并共同解决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多个民间社会组织描述了其与工会的长期合作如何将紧张的供应商关系转变为建设性对话，并逐步改善了劳动条件。
第三，企业在监管机构和利益相关方中获得更高的合法性。当企业让当地民间社会组织和权利持有人参与治理流程时，其人权举措不再被视为公关活动，而是被视为可信、包容的倡议。《孟加拉国消防与建筑安全协议》例如，首次赋予当地工会和检查团队正式的监督角色。该协议带来了可衡量的工作场所安全改善，并在其他行业催生了类似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然而，其后来向国家监督机构的转型引发了担忧，即一旦企业和政治利益重新施加影响，此类机制能否保持其独立性和有效性。
通过将政策与实践相连接，当地民间社会组织充当社会中介，将抽象承诺转化为具体、切实可感的改善。
对企业领导者的建议
1. 让当地相关方参与决策
将基层团体、工会和权利持有人纳入尽职调查的设计与监督之中。他们的贴近性和文化理解使其意见更加准确可信。
2. 投资以信任为基础的伙伴关系并消除障碍
持续开展互动，公开共享信息，以建立信任并缩小权力差距。
3. 支持当地能力建设与安全
为当地合作伙伴提供资金和培训，并确保其能够在无惧报复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尽管民间社会组织发挥着关键作用，许多此类组织仍资源不足，且被排除在早期决策之外。
4. 使治理具备灵活性
以能够从持续的本地反馈中学习的灵活体系取代僵化的清单。当来自最接近风险者的信息被纳入决策时，监督便能够及时响应并起到保护作用。
5. 奖励透明度
对主动揭示并解决问题、而非隐瞒问题的供应商予以肯定。真正的进步取决于开放，而非完美的审计评分。
扎根当地的治理将全球愿景与本地洞察相连接。它认识到，进步不仅取决于规则，也取决于关系；而冲突在得到公开处理时，反而能够加强协作。当企业开辟这一空间时，尽职调查便不再仅仅是一项法律要求，而会成为一种建立信任的实践，也是保护让全球业务得以实现的人们的尊严、权利和生计的最可靠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