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的大量女性站出来 讲述自 2017 年末 #MeToo 运动获得发展势头以来所遭遇的职场性骚扰。
然而，她们的指控并不总能得到认可。“她为什么拖了这么久？”以及“事情发生时她为什么不报告？”之类的质问已成为一种常见论调。这些说法暗示，最初选择不举报性骚扰的女性处理方式不当，甚至能力不足。
但我的研究 表明，女性保持沉默是有理性原因的，因为举报性骚扰可能会带来职业风险。不过，我在 #MeToo 运动初期进行的一项五次实验表明，情况可能正在朝着好的方向转变。
举报性骚扰会阻碍晋升
在一项全国性调查实验中，我让美国人阅读一名名为莎拉的虚构女性员工档案。档案中她被描述为工作令人满意、对工作充满热情的员工。所有人阅读的都是关于她工作表现的相同信息。
然而，研究参与者看到的是关于莎拉所遭受不当对待的不同信息。在第一种情况下，莎拉向人力资源部门报告，一名同事反复就她的身体发表性方面的评论；在第二种情况下，她报告称一名同事反复对她大喊大叫并辱骂她；在第三种情况下，未报告任何骚扰。随后，我请参与者评估他们晋升莎拉的可能性。
在每种情况下，各组参与者晋升莎拉的可能性本应相同。毕竟，研究中所有人都掌握了关于她工作表现的相同信息，而这正是做出晋升决定最相关的信息。
但事实并非如此。当莎拉报告的是非性骚扰时，参与者晋升她的可能性与完全没有骚扰的情况一样高；但当她报告的是性骚扰时，他们则不太愿意晋升她。
仅仅因为遵循了规则，即通过公司指定的程序举报性骚扰，莎拉的职业晋升便受到了影响。
这一发现表明，那些犹豫是否举报性骚扰的女性并非无能，而是洞察力强且理性的。
出于避免污名化而不举报
事实上，研究 表明 女性有时选择不举报，甚至不将不受欢迎的性接触标记为性骚扰，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被视为性骚扰受害者所带来的污名。
如果举报性骚扰会以牺牲未来晋升为代价，那么选择不举报就成了一种策略性选择。
然而，人们为什么会犹豫是否晋升一名举报过性骚扰的女性？对那些被认为会举报性骚扰的女性所持的文化刻板印象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
举报性骚扰的女性常被视为 心机深沉、爱撒谎或过于敏感。人们会怀疑她是否编造了这些指控以破坏某位同事的名声，或者只是对一句友好的玩笑反应过度。
不妨看看安妮塔·希尔的案例。1991 年，她作证称最高法院提名人克拉伦斯·托马斯曾对她实施性骚扰，希尔随即被贴上“有点疯癫又有点放荡”。
事实上，我发现，参与者在莎拉报告性骚扰后不太愿意晋升她，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她在温暖度和社交技能等特质上较低。
这项研究的一个明确启示是，怀疑或诋毁那些选择不举报性骚扰的人是没有道理的。
事实上，对性骚扰受害者而言，并不存在万无一失的应对方式能改善局面；虽然举报、直接对质或避开骚扰者等策略有时确实有效，但它们有时反而会使情况更糟。
因此，尽管举报性骚扰或许有所帮助，但它也可能同时危及个人的职业晋升。在这一两难困境中，受害者并没有唯一正确的应对方式。
怎样才能降低举报性骚扰的风险？有两条路径可以推进。
首先，目睹性骚扰的旁观者或许能够提供帮助。在研究参与者阅读的一份档案中，一名同事以旁观者身份报告莎拉遭受了性骚扰，结果莎拉的晋升机会并未受到损害。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代其挺身举报性骚扰，或许有助于减轻受害者举报的代价。
然而，这一解决方案并未改变女性因揭露性骚扰而受到惩罚的不公现实。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文化层面的变革。
#MeToo 能否减轻这种惩罚？
我的研究表明，美国可能正处于这样一种转变之中。我最早于 2017 年 10 月初开展该实验，仅在 #MeToo 话题标签开始流行前数周。随着女性大规模站出来讲述自己遭受性骚扰的经历，我重新进行了该实验。
随着 #MeToo 运动的推进，针对举报性骚扰女性的偏见逐渐消退。事实上，到 2018 年初，参与者在莎拉报告性骚扰时晋升她的可能性，已与其他任何情形下一样高。
对这一趋势应谨慎解读。我开展该研究至今已过去一年，而发声反对性暴力的人仍继续遭受质疑 并且遭到诋毁。无法保证举报性骚扰者如今一定会受到公平对待，因此担心举报会损害个人职业前途仍是合理的。
然而，至少这些变化表明，人们对举报性骚扰女性的文化观念是可以改变的。由于性骚扰在美国仍然广泛而普遍存在，那些公开讲述自身遭遇的人，或许已经改变了美国人看待追随其脚步者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