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都在加剧。目前，人口中最富有的10%群体的平均收入约为最贫穷10%群体的九倍。二十五年前，这一倍数为七倍。尽管近几十年来整体繁荣程度有所提高，但增长并不公平，也并非人人受益。
不平等加剧会助长不信任、不满情绪和右翼民粹主义。收入增长慢于他人的个人更常支持激进右翼政党，一项欧洲最新研究表明。在收入水平较低且所居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更为明显的个人中，支持这些政党的倾向更为强烈。
一项瑞典研究发现，2009年金融危机后，瑞典本土出生工人中的裁员通知促使人们更多地支持瑞典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在低技能移民大量迁入的地区，这一效应更为显著。另一项瑞典最新研究发现，在经济“失败者”占人口比例高于其他地区的地方，瑞典民主党尤其成功。
在一些国家，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反应表现为要求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国家，使其脱离国际市场关系。这一点在美国和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两国都在将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美国通过终止和重新谈判贸易协定，英国则通过脱离欧盟。
不平等加剧时，面临危机的不仅是自由民主制度。我们正面临人类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气候威胁。遏制全球气温上升需要艰难的变革、高昂的措施以及国际合作。但要使行动成为可能，向低碳经济转型就要求成本共担，经济繁荣成果也需更加公平地分配。
如果已经落后的人群也必须承担转型成本，我们就极有可能在这项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任务中失败。在法国的情况下，近几十年GDP增长的20%以上流入了最富有的1%人群手中（这一比例超过了收入分配最底层一半人口所占的份额），这时，提高燃油价格的提议就成了一种挑衅。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数据，要实现《巴黎协定》的气候目标，排放量需要在2030年前较2010年下降45%。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若要使向低碳社会的转型获得普遍认同，公民就必须感受到这些措施是公正的，并且不会让普通民众和社区的生活无端或不公地变得更加艰难。
公正的转型意味着，最大的排放国也应承担相当更大的成本份额。人们早已认识到，富裕国家必须在转型中承担更大责任，这一点完全正确。但正如全球工会运动与民间社会的许多其他力量在2018年12月卡托维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所指出的那样，“每个国家应分担的全球努力份额，必须在其社区、家庭和个人之间公平分配”。
在一项研究中，Chancel和Piketty于2015年做出估算：法国收入第三十分位组（由中下层和工薪阶层组成，其中许多人可能在过去几个月里走上法国街头抗议）的个人平均排放水平约为每年6.5吨二氧化碳当量。这一排放水平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之下，据估计，美国人口中最富有的1%群体人均每年排放318.3吨二氧化碳当量。
公正转型还意味着，不应对那些就业于急需快速变革行业的工人造成不公正的影响。化石燃料行业仍雇用着大量人员，他们需要确信自己能够找到收入良好的新工作。许多其他行业的运营仍依赖煤炭和石油，包括钢铁和化工行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的很大一部分。这些行业及其从业人员需要获得支持，以发展替代方案，使这些行业实现气候中和。
那么，我们如何实现公正转型？
1. 过去几十年的趋势——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必须扭转
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将分享日益增长的繁荣成果时，我们更有可能成功转向更可持续的社会。高薪工作和良好的工作条件是平等社会的基础。资本需要更加平均地分配，并且需要加强再分配。
2. 有必要推行以投资为主导的气候政策
若没有政府和私营部门对无化石燃料技术以及无化石燃料商品和服务的投资，必要的转型将无法实现。我们需要气候中和的能源系统、无化石燃料的交通系统和扩大的公共交通，此外还需要循环供应链，以及钢铁、水泥和化工等行业的无化石燃料生产工艺等。为刺激对气候智能型解决方案的需求，公共机构应在采购中对无化石燃料和气候智能型解决方案提出要求。
3. 若缺乏教育举措，气候和可持续转型可能停滞不前
政府和社会合作伙伴都必须承担责任，并确保具备在职培训及其他教育机会的条件。持续教育和技能发展对于使劳动力掌握转型所需技能必不可少。再培训机会、学生经济资助以及完善的失业保险同样必要，可在直接受影响岗位的群体中建立经济保障，并获得其对转型的接受。
工会运动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公正的转型是获得公众支持、推行气候所需变革的必要条件。如果必须做出调整的行业中的人员得不到支持，他们就极有可能不接受防止气候变化所需的变革。
如果低收入人群和农村地区的民众必须承担不成比例的减排成本，结果将是激烈的抗议。如果社会所创造的财富不能以增长的繁荣形式由全体成员共享，后果将是右翼民粹主义、不满、不信任和气候变化否认。
